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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房地产银行高级经济学家:中国三四线城市

世界房地产银行高级经济学家:中国三四线城市

详细介绍

  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低线的城市,泡沫更大一些。从供需角度来看,这些地方人口净流出,需求不大

 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中国很重要的经验是特区经济的先试先行,由点到面,这也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共识。

  本轮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明显的抓手,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,一个是海南自由港建设,当然在此之前的自贸区改革也同样重要。

  如何看待下一步特区经济的发展、创新的经验与环境、产业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,

  曾智华是世界银行“知识与发展”项目创始人之一。1998年加盟世行。从事发展战略、经济政策、创新、产业集群、价值链、及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最新趋势的研究,他参与实施世行的政策发展贷款项目,包括中国的经济改革实施项目及企业创新项目。工作范围包括东亚(含中国)、非洲、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北非地区的许多国家。

  :您多年来一直研究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,广东这边目前还重要的改革规划是“粤港澳大湾区”,您怎么看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?

  曾智华: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以后肯定是货物、资金、技术、人员等都能够自由流动。香港是很成熟的自由港,它各方面都比较完善,广东的其他部分城市就相对弱一些,深圳当然是最好的了。

  至于资金管理开放到什么程度,是不是仅投资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,其他不属于投资性质的资金就可能没办法一次性放开,这涉及到资本账户开放问题。我想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

  当然,像深圳这种比较成熟的地方对接,力度可以大一些,可以先试验一些在促进资金流、技术、知识交流等方面。

  中国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都是,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放开。我想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一样,它涉及到众多人口、不同的经济方式。

  :深圳是中国特区经济的典型,它市场化程度也很高,它的创新基因也比较浓厚,但近些年高房价对此也有很多冲击,您怎么看高房价对创新产业的影响?

  曾智华:这是个普遍问题,中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,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,因为房价确实有点高,按照国际上通行标准,一个地区的平均房价一般是平均工资的10-12倍,但中国一线城市可能是远远超过了。

  所以,房价已经超过了一般人可以承受的范围,这样必然带来的影响是,企业和那些想创业的人,肯定感到压力太大了。

  不过,像深圳和一些地方也推出了相应的配套措施,比如人才房,每年一定比例,这样就解决了引进人才问题。还有,政府也在推动廉租房,像新加坡那样,新加坡虽然是弹丸之地,但房价为什么没有阻碍人才呢?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商品房,在市场上可以买卖,另一部分是公租房或廉租房,政府会有一定的限定标准,这样年轻人和引进的人才至少有地方住。

  所以,深圳如果在这方面有更多落实的话,我觉得对其他城市有非常好的借鉴。因为,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特区,深圳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,那就是:先试先行。作为改革的“试验田”,它多年来试验了很多领域,包括政策创新、制度创新,给中国经济改革奠定了很好的样板。下一步,我觉得深圳在创新领域还会起到这样的作用。

  不仅仅是深圳,其他城市和地区也在进行一些新的试点,如海南正在打造自由港,自由港是比特区的提法更进了一步,拥有更宽松、更自由的制度,政策更灵活,属于国际上最高程度的开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 都可以做很多事情,香港和新加坡都是模板,我对此有很大期待。

  曾智华:房地产领域我研究不多,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全球城市发展的研讨会,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房地产。我觉得整体上中国房价跟国际通行标准衡量,是偏高的。

  下一步,可能会根据不同城市情况,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办法,这可能比较好。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低线的城市,泡沫更大一些。从供需角度来看,这些地方人口净流出,需求不大。相对来说,一线城市房价高,它的需求也很强,但是这些地方房价调控的重心是要提供更多廉价房和廉租房,否则不利于人才吸引和创新。整体上要区别对待。

  :您在世行全球贸易与竞争力局,如何看待中国近些年不断涌现的独角兽企业?中国一些商业创新领域,比如移动支付应用,无现金处于全球前列。

  曾智华:中国以前主要靠效仿吸收国外的技术和模式,一开始的互联网经济几乎全是复制,Google、雅虎等全都在中国找到对标。

  中国的市场非常大,中国人创新能力也很强,经过多年发展,尤其是庞大的消费群体支撑,很容易促使互联网和新型企业进行创新。我觉得走得最快的就是网络购物、网络支付,统称为金融科技领域。

  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确实领先世界,中国的市场确实庞大,比如一些社交平台,动辄都有数亿人使用。中国这些年的独角兽企业总市值几乎和美国不相上下,数量可能还多于美国。

  所以,我觉得未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还将保持快速发展势头。曾经我在华盛顿接待一些中国代表团,他们说来美国学习金融科技,我说实际上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,其他国家都在学中国。

  当然,对于金融科技领域而言,创新之外,很重要的还在于法律与监管要跟上,这方面很有挑战性,因为这个领域发展非常快、非常活跃,像ICO(首次发行代币),之前缺少规范,这对监管者提出很高要求,需要随时跟踪,跟国际上需要更多交流,看怎样更好监管,更好地规范这个领域。

  :我看到您最近演讲提到,不管是创新主体,还是粤港澳大湾区,最重要是发挥市场作用。

  曾智华:对。这个过程中,政府需要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。这些不管任何社会都需要,比如基础设施,中国基础设施做得很好,尤其硬件方面。

  政府的功能是创造好的创新土壤,这样企业就会有活力,可以及时抓住热点和市场的需求。同时,对于新兴企业,政府起到的作用是给它更多的可能性,如融资方面,让资本跟产业更好的对接。还有知识产权保护、人才支持方面都很重要。

  总结来说,创新是个系统工程,不光有技术,还有管理、组织、金融支持等,这才是个完整的创新产业链。光是一些工程师、科学家,即便拥有专利,也很难转化为产品和市场化。而政府通过公共服务来培育市场、支持市场,企业的活力才能发挥更大。

  :这两年,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议比较大,国际上不管是IMF还是世界银行,普遍还是希望小政府大市场。您怎么看?

  曾智华:经济发展过程中,市场和政府都必不可少,两个都需要。具体定位,到底是发挥多?还是发挥少?这个可能是跟发展阶段有关。

  发展初期,市场不完善,企业也非常弱,这个时候需要强大或者说有为的政府来支持,而且中国甚至可以说东亚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改革开放开始,就是政府在顶层设计,我称之为“自上而下”的特区模式。像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,像非洲,都是需要有为政府,因为他们市场失灵,光靠市场真的做不了什么,多年没有起色。

  而等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比较完善后,我觉得政府的角色要开始逐渐改变,政府要避免直接干预市场,它的定位更多是政策制定者、监管者和公共服务者,这些做好后,市场也自然会更好发展,政府和市场永远不应该是对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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